高王凌（2011）：评说发展组 【转】

——编者前注：高王凌（1950年8月27日－2018年8月24日），宛平人，历史学者，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十八世纪历史和中国农村变革，其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颇有渊源，协助杜润生写作《杜润生自述》。今年是农村改革40周年，很多农村改革的前辈已经陆续去世，“三农学术”从网络上挑选了部分高先生撰写的有关三农类的文章，不仅是纪念高先生，更是让我们这些后辈更好地了解历史。

在《评说发展组》一文中，高先生把发展组分成三个时期：上梁山（七十年代）、受招安（八十年代）、后水浒（九十年代），并特别提到：发展组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高先生认为把包产到户归功于发展组“是太自大了”，“本质上，包产到户改革是上层领导与农民之间互动的结果，知识分子贡献很小（看看西单民主墙就知道了，几乎没人提农村问题）。发展组介入时（1981年），包产到户的决策已经完成（关键是80年，有邓小平表态和75号文件那次会议）。发展组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此，而是在“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

——正文开始

评说发展组（上）

我写的关于“发展组”的文字，终于发表了（《领导者》2011：6；又见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1081643317.html）。这是我今年写的第一篇文章，其后一篇“从清史解读当代农村变革”，不久前也已发表（《炎黄春秋》2011：5）。我发文章，从来没有这么痛快，真是太高兴了！

不过，发展组的历史是很难讲的，人言言殊，一人一个看法都不稀奇。特别是有一些段落，知道的人很少，好在我已请朋友转呈宋江、柴进，对早期历史，他们是最有资格发表意见的（可惜有的朋友——如维凌等——已经作古）。

全文太长，因此仍分作几段，但为方便读者，皆于一日内发出。文字上与正式发表的也略有出入。

这两篇中，都有一些好的文字，颇有朋友写信、打电话来问我。怎么来的呢？夜半，还是梦中，……我已不能记得。惭愧惭愧！

约翰·勒卡雷在他一部小说的开头写道，要想清点一段历史，必须知道“应由何处落笔”。写“发展组”，何尝不是如此？

“发展组”全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活跃于八十年代，是“乾隆朝”空前绝后的一段逸闻。但若以为它前后只有十年的经历，那就有悖于历史家的法眼，大错特错了。

把发展组比喻为“水浒”故事，并不是笔者的发明。“先上梁山，后受招安”，更是何维凌（曾任副组长）的名言。如此说来，不妨把发展组的历史分作三段：“上梁山”、“受招安”、“水浒后传”；每段十年，跨越三十年时间。

以下所述，“勉为其难”，算是一个开头：

发展组的历史，特别难写，不止一个人这样认为。曾有几个人找我，有的还没见面，就知难而退了。难写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的“大腕”，而且呢，“人言言殊”。贸贸然想写一段“真历史”，或所谓“历史事实”，便不免众说纷纭、大失所望。

我与发展组颇有渊源，虽然几乎没有回忆文章谈到我这个人。我一向不愿意谈的原因，可能有不止一条：一，发展组有太多“官家色彩”（其实没那么简单，详见后文），容易引起误会（如友人许倬云对我）；二，我在小组里没起过多大作用（友人韩刚曰：切莫如此说）；三，我也不是“正式组员”（这是我建议制订的制度，详见后文）；四，现下恐怕还没到时候。

但是，一个人的行为乃是一个客观事实，既已成为一段历史，恐怕也不再为他个人所有，而带有“非个人性”。说长说短，尽可由人，自己“避讳”，多半也是“不智”。

特别是，近一段时间，报章杂志上出现了几篇评论发展组的文章，起因是以杜润生为首的团队，获得了一项经济学大奖。所以也就无所谓时机成熟与否，加上“人还在，心不死”之说，不管怎样，现在，也许就“是时候”了吧。

我要说的是，“发展组”的名字尽管只使用了十年，它的历史却可以分为三段，每段十年，这就是：“上梁山”、“受招安”和“（水浒）后传”。

它始自1971年，距今已有四十年之久了。

发展组：上梁山（七十年代）

用“上梁山”来冠名发展组的第一阶段，可以说是“一绝”。也说不定，有很多很多同仁不会同意。

本节继续讲述。同时也保留一个约翰·勒卡雷式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可能拥有几个“人生”？

1971年是我们下乡的第三个年头，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那是两年之前的1969年）。夏季的一天，村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年龄也比我们都大得多。他就是陈一谘。在本文中,我们就管他叫作老陈（也有时候在行文中我称他为宋江），——事实表明，这也就是他的角色，无可替代。

插队时节，南来北往的客人很多，通常都会受到接待。哪怕是“持不同政见”者，比如两年前就有一位自称刘邓司令部什么行动组织的，临走还拿走了（同学老猪的）一台高级半导体。

老陈对农村政策“情有独钟”，我们也有一肚子话可说。不正是由于插队，才使这些北京城里的“大学生”（山西老乡的说法，其实是中学生而已），接触到了中国农村的实际生活吗？

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他的谋略，先“反”，受到上面关注，再被“接纳”（这些虽非原话，当相去不远，“上梁山受招安”并非日后归纳）。也许我和我的同学都还年轻，所以就有几分别扭，不好接受。

农村糟到了那样子，还有希望吗？甚至，有了“好的”政策又能怎样？这也是我们内心里“根深蒂固”的一点怀疑。

大家都下地“动弹”了，在剩下的几天时间里，我陪着老陈，谈论的不外是对农村现状的种种看法。那年，他31岁，我21。

本来，老陈只是路过吾村，原计划是到另外一个村子看看的。目的吗，就是交朋友，拉队伍（这恐非原话）。原来他有两个铁哥们，都是大学生，由于感觉大学生不行了，所以这次来找中学生（在自负的老三届眼里，也是看不起那些大学生的）。就一路从北边下来。

此际的老陈，已是囊中羞涩。遂决定就此回家，不往下走了。

他告诉我，此行就交了两个（中学生）朋友，一个是你，一个叫邓英淘。

你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值得交的朋友（也许是走后来信中说）。

第二年夏（1972），我因为北京某大学招生“不公”的问题，回京“打官司”，事后从晋北绕道回村，去桃源会晤了邓英淘（笔记本中写作婴淘）。

确实不枉此行。颇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劣等香烟一根接着一根（海河牌，一蹾就下去一截），海阔天空，聊到得意之处，他拿出自己得意的诗作与私人信件（他妹妹因把老父的名字“力群”错写成“立群”，还为老人写信纠正），手头的灰皮书，也大方的借我几本。

他才华横溢，又有读书条件，思想特别“解放”（十年以后，他还私下对我说，咱们那些人怎么这么“正统”啊）。跟今天比，邓公子完全是两幅样子。

如果此处允许做一个“自我批评”，我就会说：我们中好多人，怀抱“精英主义”，迷信“人类智慧”，迷恋“计划规划”，这终于形成发展组的一个特点，“科学主义”、“制度万能”，迹近于王安石变法。而且始终不改，当然，这是后话。

次年，我进入大学。学习历史，“别具用心”，打算从根子上纠正“理论”上的错谬。上学，若说是为了“当教授”（如某兄讣告之某某教授云云），那可就臊死了（想想让老陈看得起不）。

走前（1973），邓英淘来吾村看我（大约是去始设聚义厅的“梁山泊”，从此路过）。以前他就告我说，再当二三年小队干部，进一步了解农村情况。村里有好枣子，我也破例请队里批准，打枣接待客人。

在大学期间（1974前后），“风萧萧兮易水寒”，他来学校见我一面，表示要实践诺言，去河南，“上梁山”了（两个头领：一宋江一柴进。一笑）。当晚他住在我床上（一个上铺），我则睡在两个拼起的“八仙桌”上。享受如此“待遇”的，好像还有老同学郑义，不过那是通往我另一个罕为人知的“人生”了（来找过我的，还有后来同样成为作家的老鬼）。

说起我的大学教育，也不宜一笔抹煞。其中一个好处，是图书开放，尽可用功（我的脚步声因此闻名全校）。山大历史系亦有其过人之处，与本文主题有关的，是在刘书礼老师主持下，讲授“当代史”（而非“党史”）、请“贫下中农”来校讲课（当身经历）、下乡调查写作村史（没想到这一门功夫就一直用了下来；多年后读了“反行为调查”的一位老省长说，你和老乡的关系可真好啊！不止山西，后来去的那些地方，老乡都很好，对我几乎知无不言）。

在其后几年里，我拜访了王飞欣（老陈的大学朋友之一）；大学假期里，我去过邓家，恰巧也见过老爷子（留下吃饭，语及以前把治理国家看得太简单，以为有好人好政府就行；再次见面，是十年以后在中南海会议室了）。

一篇纪念发展组的文章中说：

“在那个年代，学生们仿效青年毛泽东是潮流。”

此说不确。经过文化大革命，还这样想就近于“狂妄”，至少也是“半疯”。1968年大多数知青下乡乃是“迫不得已”（当然也有个别例外）。

“之后，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到了河南，王岐山到了陕北，翁永曦、白南生到内蒙古，陈锡文、周其仁、朱嘉明到了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王小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去了山西。”

这很容易引起误读，——并不存在任何预想和甚么安排；其中许多并不是发展组成员，遗漏者更是不少。

1978年，我考入研究所；邓英淘考入北京大学。

我还要重申，在这段历史里，我并不重要，重要的除老陈外，只是邓公子一人。

1979年，出于种种缘因，宋江终于接受“招安”，回京“上任”。

想起来，那真是“惨淡经营”的十年。

人的行动可能带有超出个人的“代表性”，显出大的意义（参见我的博客：“一个人修有什么用”），不知各位是否也有同感？

评说发展组（中）

发展组：受招安（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正是发展组的“挂牌”之时，也是它的鼎盛时期，进入画面的人物很多（恐怕不在百名以下），每一个都可能留下自己的痕迹，拥有自己的不同记忆。

我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在“宏观上”提出一点意见，“微观上”给出一点单薄的个人经验。其他，则留给大家。

有一篇文章说：“1978年早春，当上海知青周其仁站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场部，在广播喇叭下静静聆听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他心里明白，人生到了一个转折的十字路口。”

对一批人来说，“历史”就此开始。

八十年代初，等我再见到老陈时，他已“受招安”，拥有了机构、拨款，和队伍——主要是77、78两届毕业生。可谓人才济济，一个个英姿勃发。《水浒传》的聚义发生在山寨，这一次“三山聚义”却是在招安以后，也包括了许多“无意落草”人士。

老陈问我什么打算？我把弟弟小蒙推荐给了他。自己却没有调入小组所在机构——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

按老陈原来的打算，是将所有人员都集中到一个单位，不要每个人在各个单位里“慢慢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不举例了罢）。这是很早的想法，我觉得有道理。但当它进入议程时，最终听从国务院领导的意见，还是各自分开了（所谓“专业与业余相结合”；所以，到1988年，就有人建议成立一个庞大的半民间研究院，也有人专门来游说我；而1982年，一纸邀我每年有三四月时间参加两研究室调研活动的红头介绍信，不料竟引起了“单位主义”的轩然大波）。

如果按照早年的想法，也许我就过去了？事情往往可能只是“一念之差”。

当时小组里人员多了起来，有的在外面做事不谨慎。1982年下乡之前，一次在北大，老陈问我，如何是好？我当下建议，小组分立名目，一部分（正式调入的）是“正式组员”，一部分叫“通讯组员”（言下就不为其言行负责了）。这可能是我在（组织建设上）为小组做的唯一贡献了。

结果呢，我自己，包括何维凌等人，就成了“通讯组员”，特殊身份的人（有如“客卿”）。

虽然各有“户口单位”，但大家终于在一起了，这仍是一种“政治姿态”，即相信“事有可为”。它还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近距观察”。也像是一个历史的“看客”，形成一种特别的人生经历。

上面为什么要招致和使用这一批年轻人？（口述断裂，不想回答这问题。）

下一问题比较重要：发展组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有文章说：中国农村“变革是由农民和基层官员、执政党高层以及一群知识分子三方共同主演的。农民基于摆脱贫困、追求温饱的本能自发启动了变革；一群敏感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这些变革，并论证了变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最终，这些论证说服高层开明者将农民的创新确认为政策、法律。一时间，这群知识分子和他们组成的介乎官民之间的研究组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为当时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另一篇文章里，也把此次得奖的原因归之于发展组对“包产到户”改革的贡献。

这样说，是太自大了。本质上，包产到户改革是上层领导与农民之间互动的结果，知识分子贡献很小（看看西单民主墙就知道了，几乎没人提农村问题）。发展组介入时（1981年），包产到户的决策已经完成（关键是80年，有邓小平表态和75号文件那次会议）。发展组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此，而是在“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

归根结底，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是出自“知识分子精英”，还是其他什么——比如农民？其实，无论在王耕今（发展组在农经所的顶头上司），还是在杜润生（国家农委的顶头上司）看来，农民比咱们都聪明，智慧是来自那里（阅读内部资料的结果，让我发现，就田制来说，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想出的“方案”就不止一个，如“井田制”、“三田制”等，亦各有千秋，并不比“包产到户”逊色）。

还有文章说：王贵宸回忆（这一段采访不知是从何而来）：1980年初那次国家农委会议，看得出来，杜润生（与当时领导人有所不同）对包产到户是另有看法的。

这太容易引起误会了！这样说也“太嫩了点”，不明个中究竟。1979、1980年初的两次会议均十分重要，杜老处心积虑，包括周曰礼讲话都是他特意安排。杜老首先的定调子发言，从文字表面看，并没什么，——多年后李克林（老同学李银河的母亲；原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部老人何燕凌在座）对我说，我们可明白他要干什么，可兴奋啦！——这里涉及杜润生的政治手法和特定立场，对于只有文化革命“大字报政治经验”的人来说，就很不容易理解（我没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不便讲透；读者可参见《杜润生自述》有关章节）。

发展组成立后，有过两次全组性调查。一次是安徽调查，1981年，主题是“包产到户”的成败得失；一次是江西调查，1982年，目标则在“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选择。它最终落实在统购统销和粮食问题的解决上，一时成为农村改革的“第二步”（这种提法是可争议的，当时却无可厚非）。

我参加了1982年秋季的江西调查（负责历史小组），许多事情至今记忆犹新。例如，送邓英淘过大庾岭（那时我们还有不少悄悄话说）；与宋国青、罗小朋共赴福建；中央“悬赏”解决粮食问题，国青提出粮食生产国家可以不管（振聋发聩），在福州熬夜写他的“连环对策”（包括修路造车等；自赣州起我俩就住一个房间）；赴上海看望养病的老陈（住其仁家），他问：发现什么人才没有？我：发现一个：宋国青！……

国青对小组有特殊贡献。在粮食问题上，他是全组的“启蒙者”和“开路先锋”，功不可没。随后（大约1983年），在一次全组会议上，我提议所有成员，除部分人专门应付上边日常需要以外，全都研究粮食问题（可惜未被接受）。当时转入此项研究的，除国青外，有小蒙（部分因我鼓动）、英淘（他俩倒成了好朋友）、小朋，还有小组副组长高山和我（我们组织翻译有关著述并书写了一系列农业税变革历史的文章），好些个人。八十年代中，两研究所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由于没人招呼国青，他去了体改所，是为一大遗憾（当然为他提供了新的机遇）。事后国青对我说，如果不走，和小蒙一起做（粮食问题），就好了。

1993年我随杜老赴福建，一次在车上他说：要是这时候国青、其仁、小蒙都回来了，该有多好！——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几员爱将。

我对小组却很少贡献。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写了一篇关于清代农业政策的文章，老陈看好它，来信说：“不仅文章对现实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改变史学界的学风有一定价值”，并决定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并安排我在全组集训时宣讲（为江西调查作准备）；多年后据北大唐晓峰回忆，王岐山曾拿此文四下显摆（唐还以为笔者是个老头子）。

我还参加若干调查，并负责有关的经济史科研任务（副组长王小强，“六五”重点课题等）。1986年，我写了关于清代粮政的文章，转交杜润生，多年后他说还记得这篇文字。此后形成为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沈志华赞助出版），既是一部清史著作，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阐释。

这些问题，按照古人的说法，当属于“经世之学”，（官僚技术专家）“治国”的学问。其内容，一曰“垦政”（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坦承，一向以为中国还有多少土地可以开垦，是错了）；一曰“农政”（胡耀邦斥之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一曰“粮政”（如前所述，并包括国家仓储数额等问题）；一曰“工政”（所谓“传统工业”，今日乡村工业的前身）。对这几点，清人皆给出了带前瞻性和跨越时代的回答。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把历史与今天连接起来（中间的断裂，此处不必细说）。总之，我的学术生涯，本享有充分的“自由”，不料全未离开所谓“三农问题”。

1986年秋，我沿着“职业轨迹”，作为路思学者（所谓中国第一流学者），访问美国（同样作为路思学者，维凌去了约翰·哈普金斯大学；我们遂有较亲密的交往，包括给他当“私人侦探”）。经历了“一个国王在纽约”，以及组建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等活动，……多年以后，我几乎不相信自己还有这么一段“人生”。

评说发展组（下）

发展组：后水浒（九十年代）

发展组，有没有“后传”？明明的，小组已经“散了摊子”，还有什么可谈的？

没错，这里的人和事即使存在，也不再以“小组”的形式出现。

而且，走的走，拘的拘，下海的下海，剩下的人，还能做些什么呢？

这还要从1990年，杜润生休致说起。小蒙问我：以后怎么办？经过几位分头策划（包括尚晓原），遂决定“写书”，杜老挂帅，一起回顾农村改革的“十年”，并及于此前的“三十年”。

参加的人前后有锡文、小蒙（小高）、大高、谢扬、晓犁，毅夫、南生、道峰、宁一、守银等人（还有其他几位老干部，“过来人”）。在杜老带领下，召开了一系列小会（最盛时双周一次，大高布置发言并填补空缺），就许多历史问题逐一展开讨论，如“土地改革”、土改以后的农村形势、“新民主主义的放弃”、53年、“统购统销”、55年的“危机”和集体化“大风暴”，……等等，中间充满了时而激烈又有趣的争论，令人倍感怀念。

特别不寻常的，是有杜老这样一位“当事人”的参加和不客气的批评，更为难得（可惜其成果大多未能结集出版）。

这些，虽然有杜老领衔，却没有了所谓“官方色彩”。

记得一次宴请美国学者赵冈，奇怪高某怎么在座（他们本是清史和经济史的同行而且熟识）？林毅夫回答：高是我们的“学术主任”（以前小组中其仁的职位）。

以此项历史回顾，遂引出“三村调查”，农业社“社内帐目”的研究，南生负责，杨力伟等人参加（“三村”之一是在太谷——杜润生的家乡——我们兄弟之外，看看有多少同仁都来过这个地方）。

引发了农民“反行为”的构想，并开启了一系列的调查（几乎没有资助）。简单说来，该研究表明，农民通过他们各种静悄悄的行为，一方面，推动了“包产到户”的大改革（既无须“农民大起义”，也无须“知识精英”或“革命政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把产出的百分之二十拿到手中，以补充他们贫困的生活（其基本行为方式，并不是什么“反抗”）……

通过此番对农村历史的重新调查，我才了解到，问题的根本，在于“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这才是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应有之义，为所谓“粮食问题”无法涵盖（1994）。

同时，我重新考察了历史上地主和农民关系的问题，这虽与一向的理念相反，但杜老仍表示了他的有力支持（参见《租佃关系新论》封面）。

力促杜老组建一个自己的民间研究机构。

推动基层选举（乡镇选举，具体就不多说了）。

1996年开始，协助杜老写作《杜润生自述》。2005年，在贾宝兰等人的襄助下，为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经手的这些文字，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如杜老所说“劳动营”的观点：据说，五十年代初上层的分歧之一，是中国没有工业化、没有拖拉机，怎么集体化，怎么保证集体化以后能够增产？陈伯达帮毛泽东读原著，发现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自述》印成“工厂手工业”，有误），就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出现在“生产力”的进步之前，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办？为了宣扬这一套说法，在一次会面中，陈伯达讲了马克思主张“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杜润生当下就回答说：这不成了“劳动营”了？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杜老这一段话极为重要，是他思想的精华。弄明白这一想法，就可以解释中国集体化历史里的那些重大问题了（其症结不在于农业生产不好监督，监督再好，一样可以有“反行为”，而且工厂工人更甚）。

在西樵通稿的时候，杜老已经预见到这几个字可能发表不了，遂对我说，将来你找机会把它补上吧！现在我可以告慰他老人家说，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参见《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页4；我的博客：“回避犹胜于歪曲”）。

为这本《自述》，曾有几位老干部当面向我表示感谢。

先是，在九十年代初，我曾代杜老复信许倬云，表示感谢及不能参加某一国际会议的遗憾。1994年，为又一次国际会议拟写发言稿（亦未能成行）。其中最有趣的一节，言及大跃进，特别是农民“不干了”的精彩评论。

“反行为”，也可以说是我跟杜老二人的合作研究。因为从一开始，就有他发踪指示，批评引导。

我的“职业户口”，虽说是古代史研究，当代农村这一段历史，已经成为自己的内心关切，却是无法放下的。如果说我曾有过一个计划，那便是退休以后，一定要回头来作这段研究。现在，一个特殊的机遇，使这“计划”提前了二十年。

直到2005年，不得不按单位的召唤，回到清史，撰写《乾隆》，杜老仍跟我说，早点回来啊！

相对而言，在“户口单位”眼里，我的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清代经济的宏观判断）、经济政策、地区理论、租佃关系（罪名是“为地主阶级翻案”）、人口问题、我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即已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包括乾隆研究，等等（参见“求学偶得”），皆未获得认可（一笑）。好像不过混了三十年，骗了一个教授职称，还要继续骗取退休金。

那里，可以称为我的另一个“人生”。

发展组的这一段历史，不妨也可订为十年（前后加起来共三十年时间）。

它似乎已告一段落，又像是没有“终点”。

关于发展组的故事，我就讲到这里。相信不同的当事人作者，就会由不同的角度，说出不同的故事，一同构成发展组的历史。

我还要说，这里所说一切，都不是指向个人，而表示着超出个人的意义。个人，只是符号，是一个“承载者”。

最后让我引用约翰·勒卡雷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事实这种商品，稍后即极难得手，其困难度众所周知。

——END

编者后记：

• 正文内容转自高王凌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7f950c0100ty69.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7f950c0100ty6l.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7f950c0100ty74.html
  
  

• 正文一开始提到的共识网，早已被迫关闭。
  
  

• 文中“以杜润生为首的团队，获得了一项经济学大奖”指的是：2008年杜润生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获得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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